昌耀：我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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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生命的苏醒如果特指人降生的初年对周围世界第一次有了如同拨开乌云见青天似的“我亦在其中”的自我意识，这情景，我推测自己当不晚于两岁。但它仅属于长梦完全醒觉前刻的不定状态。它是个人不可多得的记忆。它是理应被忘性冲洗去的生命的感光胶片中被造物主试拍的一部分，只因偶尔的原因而有幸留下了一两个清晰的画面，故失去了时间顺序中与之相属的所有部分。它是留在蒙昧暗夜中闪光的亮点，可被追忆可被玩味。它是记忆层里可供个人挖掘的硕果仅存的古老文物。是的，在我能够推及到的最深远的记忆层里也确乎保留了一两个这样的“镜头”：
其一：我与一位夫人沿着一部宽敞的红漆楼梯拾级而上，我的左手扶住旁边的护栏，夫人坠紧我的右手。我不断受到她的鼓励。而我也乐于完成这样艰难的作业。那夫人是谁？是我的母亲？是我的祖母？她那样的慈祥。那样的爱我。我就这样感受到了人类母爱的光辉并铭刻在我的记忆，永世不被抹去。那一年我当不晚于两岁。在我记事以后，我独自追思过那一“红漆楼梯”究系何处，似杳渺不可解。直到1946年我由湖南桃源乡间回到我的诞生地常德育婴街，看到被日本人的战火毁弃的故宅，我明白，那一“红漆楼梯”已在瓦砾场下永远寂灭了。
其二：是在某地市内一座城郭附近，一部小汽车，后座一位夫人抱我坐在膝头，一男子通过车门向夫人索去车票用器械“咔嚓”剪了一个缺口重新还给夫人……这是在哪里？又是为何故？这是武汉。1950年夏天，我随部队北上驻防辽东，从桃源乘船在武昌登岸，街头一城关门洞触动了我，感觉似曾相识。我确信这一感觉不无根据：1938年我祖父病危去世前曾派人去武汉并在当地报纸刊登启事寻找“大革命时期”闯荡在外的父亲及伯父的下落，我也几次听到母亲向人谈及“武汉跑马厅”如何如何之类。……
对于长梦初醒的我而言，家的概念之形成始于我桃源故里王家坪祖宅的存在。我在此度过了我的幼年时期。此后，我传奇般感受到的人生世态也是从这个我朝夕身历其间的空间起步，即，我能于完整记忆的个人叙事是从这里向前延伸。
然而，当我此刻回忆起这座老宅的存在，却感到几分悲凉——在它所处的那个年代就予人这种悲凉的氛围。试想，那样一座深宅大院年代久远，老主人相继过世，年青的男主人们长年浪迹江湖并不守家，只留下一两位娘子——年青的女主人留守，岂不让人有一种空空落落的寂寞。我至今还能感受到与我老宅遥遥相对的火焰岗佛寺早晚悠缓飘荡的钟声是那样的寂寞，且又是那样深远的寂寞。
这是一座“封火筒子”建筑。所谓“封火筒子”，我猜度是指那种外墙高大结实、封闭、阻燃性强的“筒子”式建筑。因此“去筒子里”也就成了当地人“去王家坪”的泛称。我家在村东，约占去全村建筑面积的一半，毗邻的西头住着约十户左右的人家，多半是王姓佃户。他们的住房虽说破旧，其间仍看得出有“亭台楼阁”的痕迹，我疑心它与东头的建筑原就是一个整体。然而它何以倾圮颓败若此?这里定然有着许多故事。事实，仅就老宅而言，更确切地讲，这是一座被外围乡邻保护而由女眷留守的城堡。它的朝门——即正门——常年紧闭，由插在门道两侧臼洞的一根柱形门杠严实把关。进门则是纵深三进的堂屋，横梁与柱头挂着许多楹联牌匾，正中神龛则是钟磬烛台香炉。凝冻在烛台的红蜡油与炉中的冷灰常令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对于孩子更有一些活力的倒是东头的耳门，这不仅是它高高的山墙抹得粉白，墙头层层叠加的以黑瓦覆盖的檐角从不同的高度弯弯挑起，显示了女性般轻柔的曲线美，有别于正门的森严凝重之气，而实际上它是这宅院的生活区：耳门东侧紧靠一口方圆可观的养鱼池堰，其北岸是一片各类果树包围着的菜园，与后门相通。就在这前后门之间，是一排谷仓。这里分别住着与本宅老主人有些瓜葛的人们或者受雇的厨师、佣工。他们是除母亲而外让我更感亲近的朋友。在那样孤寂的环境，一个在封闭中生长的男孩，除了他惟一的小伙伴堂妹，更多的时候只有与两三位据说有恩于他祖上或为祖上恩宠的大人们对话了。我说的是一位以织草鞋为生的盲老人陶陶儿，佃户曹和尚及其老伴邓邓儿以及他们的独生女娥儿。这是一座男主人们浪迹江湖而由女主人留守的空寂的城堡。至今回忆起来，我惟一可感“惊心动魄”且值得记载下来的似乎只有一件事，那是在一个深夜，一个骑马的陌生男子以外乡人口音立在耳门叩关叫阵了。兼管大门值守的火徒(厨师)沙和尚与佃户曹和尚站在木梯藏身墙垛背后窥视陌生人的举动不敢妄动。他们听不懂这一不速之客的外乡语音。于是更重地叩关，更响地叫阵。这样地又对峙了许久。结局是喜剧性的：那位陌生男子为女主人捎来了男主人投自远方的一封信函。我在第二天早晨坐在餐桌边从母亲与人们的谈话得知了这一切。他们是以开心的口吻谈论它：没有“响马”(强盗)，只是一个误会。
人各有志，或者说，人各有命，但在九九归一这一点上，虽则人生不同走向的选择显示了某种倾向性，而结局并无本质不同。此刻我在回首当年这个大家庭年青一代主人们后果的结局之后，不禁带着一种宗教情感品味那曾经有过的一幕幕而叹息：果真是苦海无边!
先从我的出生讲起。
我于1936年6月27日(阴历五月初九)诞生在湖南常德城关大西门内育婴街17号。据母亲吴先誉对我讲，在我之前还生有一个女婴，由于是生头胎缺少经验，婴儿窒息而死。我祖父有五男二女。我父亲王其桂排行老二。当时来到世间的我既是我父亲的长男，也是我祖父的长孙。但是，我的出生并未给这个正走向新一轮裂变的传统大家庭带来何种喜气。母亲说，我出生的“民国二十五年”是九龙治水，洪水泛滥。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局动荡不宁。当我还是一个6岁左右的孩子，已经跟乡村的孩子们熟练地唱着抗日歌曲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向前走，别退后，最后关头……”灾变意识从小就渗入到我的心灵，伴我一生。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我的父辈们大都离乡背井去实行自己的抱负。大伯王其梅与我父亲走的更远，他们到了北京。1934年左右，父亲在北京弘达中学读书，1937年去山西薄一波领导的抗日决死队里干过指导员一类的职务，而后去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大伯1932年加入反帝大同盟，翌年加入中共，是1935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与组织者之一，时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他是从这里踏上革命征途。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以西藏自治区最大的“走资派”受迫害身亡。至于我父亲，他却在解放战争中以“地主不能革地主的命”为由从豫东军分区作战科任上逃回了老家。湖南解放后他逃往北京去公安局自首，判刑两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兴凯湖上作业时从船上失足落水亡故。后来据我小妹讲，他很可能是有意落水但求一死。我还有一个四叔王其楝，他早期的身世对于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在抗战胜利之前，我只从他前任夫人的房间墙壁悬挂的照片框镜中看到他是一副军人的仪表，用人工染色涂红的脸蛋让我联想到血，望而生畏。我还有一位三叔王其，他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留下过一点印象。他的亡故只让我隐约感到某种“传奇性”，据说他是因宰杀了当地农民一头肥猪而被桃源县官府捉拿归案处死的。50年代我五叔在语焉不详的一封信里曾向我提及此事，说我父亲1939年暑期从延安抗大返家曾为三叔之死“与刘莲仙打官司”。他是作为我父亲的劣迹之一向我这样宣告。我羞于进一步打听事实真相。我至今尚能记得的仅是我做为三叔的孝子头上箍一顶用白纸镶裹的细篾条编织的孝帽，骑在一个男人的肩颈带到了灵堂，而后，领到三婶的内室，人们正清理三叔的衣物，其中一件白竹布衬衣上有斑斑点点的汗渍，我听到三婶说：“有霉味了。”说话的人都是悄声细语，空气压抑。在旧社会，一个地主恶少将农民的一头肥猪宰杀了，而后官府县太爷将恶少捉拿处死，这只是在包青天那样的戏剧里才可能有的情节。我最小的一位叔叔王其榘——即五叔，我出生的那一年他是在长沙兑泽中学读高中。解放后他是北京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1953年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后转入河北荣军学校学习，曾去看望他。——我们少失怙恃的弟妹其时正由大伯资助托与五叔照管。五叔向我感慨出身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们所走道路是如何不同，足可写一部小说。他以我父亲和我伯父当时截然相反的两种选择说到人生的不同结局。然而曾几何时，我却为深文周纳罗织的一桩文祸也在劳改营度过了21年的青春时光并且影响了我弟妹们的一生。
1940年我的大弟王昌煜出生以前我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子，由母亲和一位远房本家姑姑(我称之二姑儿)带大。我记得在此期间的一个时期，我是一个比较爱哭的孩子，无论恐吓或哄逗作用都不大，非要哭到忘记了哭的切因而觉得无聊时才逐渐降低声调，哽咽着慢慢休止。我记得有一天夜晚又这样大哭了，二姑儿用“白脸来了”吓唬我，所谓“白脸”即人亡后盖住面部的白纸，等同于是鬼魂的婉转说法。据二姑儿说，白纸用毕即折叠起来塞在柱头或门的缝隙。我固然有点恐惧，但我被二姑儿抱在怀里却仍有一种安全感，我仍旧要哭个够，只是我不敢看门外，而是盯着油盏中燃亮的灯火。渐渐地，我发觉那灯火透过我眼中泪水的结晶而折射出许多光束，像芒刺、像花朵在我双眼的闭合中且变幻无定，忽明忽暗，忽大忽小，美丽异常，我被这火的精灵迷住了。我安静下来。我还记得在一家住的很远的亲戚家做客，当晚母亲与我住在客房，爱哭的毛病又犯，母亲把我从蚊帐里拎到床前踏板上跪着，声言何时不哭了何时再让我上床。窗外是山林，松涛带着一派寒意浸透了小屋的夜色，我有点怕了，一边哭着，一边唤着“姆妈”，但母亲故意不理睬我。我何以如此爱哭呢，直到我成人之后，我才理解孩子的哭除了因病痛原因而外，多半是出于内心的躁动，是一种感情的发泄。孩子的眼泪定然是纯洁的，应受到成年人的理解与同情。及至我走入社会，尤其在我有了几分阅历之后，每当内心郁郁不平无处诉解，也曾希图有一种欲哭的冲动，但泪泉却似乎干涸了。
所谓学校，不过是王氏家族的一所宗祠，离我家约有五里之遥。祠宇修得古色古香，檐下墙头是一溜彩绘《精忠报国图》，绘着岳飞的诞生、遇洪水得救、岳母刺字、大战金兀术、二道金牌等有关情节。这所王氏宗祠学堂后来初具规模，就以尚忠小学命名。当年送我到这里启蒙时，祠堂正屋及东侧屋为道士占有，西侧屋才是学堂，只有一位左腿残疾靠拄拐行走的卢先生任教，占一间教室，三个方桌，四五个学生。卢先生独有一桌，其余两张桌子分别由两拨学生占有：一拨是些大龄学生，卢先生教他们《四书》。我这一拨，似乎仅我一人而已。那年我约五岁，卢老师用他披阅古文的朱笔将我所要学的自编白话课文写在纸上，而后由我试着用墨笔顺着他留下的笔迹勾填，是谓“填红帽儿”。我就这样发蒙了。大约在第二年，学堂有了初小班，安装了黑板、课桌，非王家子弟均可入学。仍由卢先生任教。于是，我得以和年长我数岁的同宅佃农的女儿——曹娥儿一起步行去学校读书了，并受她保护。在成为我的同学之前，她又何尝不是我的老师!写到这里，我不能不记下她——或者还有母亲、二姑儿教给我的某些儿歌，让我在感伤中记念着她们。
试看：虫虫儿虫虫儿飞，飞到家家(念ga、ga，桃源方言称外祖母)里去(读音ti)，家家不赶狗，咬到虫虫儿的手。
试看：癞子癞，挑柴卖，挑到三更半夜不回来。鸡儿叫，狗儿咬，癞子脑壳回来了。
试看：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粑粑提巴篓。巴篓肚里三升米，一泼泼到阴沟里……
试看：牛角尖。飞上天。天又高。打把刀。刀又快。好切菜。菜又烂。好买饭。饭又软。好买碗。碗又深。好买针。针又尖。飞上天。……
当年的卢先生不过30余岁，但在孩子们眼里无异于一位慈祥的老者。他虽有戒尺，似乎不大体罚学生，即使打手板也并不狠。大概在那时我还是一个机灵的孩子，因为有一次我竟以一个孩子的得意发现了老师的误笔，那天，在卢先生为我们做板书时，我忽然眼睛一亮，斗胆地喊了一声：“卢先生，‘看’字底下少了一横。”卢先生并不介意，后来在我母亲跟前竟当面夸奖了一番。
关于卢先生还有一件事不可不记。某日，卢先生正拄着拐杖在课堂为我们讲课，忽然听到祠堂场坪前面一个男子正厉声喝斥。后者执意不出并躲进教室。于是那个喝斥着的男子冲进了教室强扭那人出去。卢先生拄着他的拐杖从讲堂奔到他们中间规劝“有话好好说”。这时，我们听到了枪声，而卢先生仍不顾安危周旋其间，孩子们吓得从一扇小门鼠窜而出，躲到祠堂祭坛跟前。十几响枪声过后，一切都安静下来。当我们胆怯地走进教室，被仇人击毙的那个叫作王福生的男子已直挺挺地横在教室南门口的里侧，身下是一滩鲜血。一把油纸红伞还抓紧在身边。那个带枪的男人已从旗杆解下马匹从容驰去。那天，我们提前放学回家，消息很快被带往四方。我母亲当晚是点着长明灯度过了惊恐的一宿。这位卢先生应该说是尚忠小学初创期的一位开拓者了。但他的位子不久就由许多师范生以至大学生担任了。抗战胜利前后，他在三阳港集市开了一间布店。人们当面称他卢先生，背后一般称作卢森斯，我不知道他名字如何写才准确，因为我约10岁时就去常德读高小了，而从14岁起我就已是一个不归的游子，以四海为家。
纵观我在尚忠小学读书的日子，尽管只有4个多年头，但它是儿童眼里的一个微型社会，留给我印记甚至会因时光的推移而愈加新鲜、愈具魅力，我希望在后面就要陆续写出的文字还有缘触及二三记忆中的生动，不然，将只归我一人在此生中独享了。依我之见，青少年时光之可贵，概在于其后所余仅是浮光掠影的日子。
1999年
(以下辍笔)
选自《昌耀诗文总集》，《飞地》策划整理，转载请提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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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不敢回复下面的词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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